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对外转向重商主义，利用所谓的对等关税作为主要工具，胁迫、讹诈和打压竞争对手以及经贸伙伴，试图全面整顿美国贸易体系和重塑全球贸易秩序，促进制造业回流并借此获得美国保守派选民的支持。特朗普政府的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根源于其国内矛盾：经济极化、政治极化以及国债失控式增长。特朗普关税政策将使中美双方均将受到较大打击：美国国内市场面临较大的通胀风险、美元债务风险，甚至滞胀风险；中国国内本就较低的出口企业利润将受到进一步挤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整体来看，激进的关税政策不但无助于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也将使其政策陷入困境：利率政策需要在加息以应对通胀风险和降息以缓解债务负担之间抉择；汇率政策则需要在强美元以缩减贸易赤字和弱美元以促进制造业回流等政策目标之间进行抉择，同时，特朗普政府的长期弱美元目标还可能危及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尽管“海湖庄园协议”试图通过“美元安全区”等战略试图克服以上矛盾，但这一过程存在较大风险和不确定性。

　　中美关税战本质上是一个“囚徒困境”问题。短期，中国应该抓住美国经济短期承压的窗口，采取多元化政策，加大美国经济衰退甚至“滞胀”的风险，确保美国政府意识到关税对其国内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长期，中国应该主动跳出“囚徒困境”，通过继续推动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化解外部压力。2018-2019年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市场占中国出口份额的比例从2017年的19%下降到2024年的14.7%，中国出口通过市场多元化布局、提升产品竞争力等显著增强了对美国关税的韧性。此外，中国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制度优势也有助于化解美国关税带来的出口风险和可能的系统风险。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弱美元倾向有可能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信用，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结构性机遇，中国应该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自特朗普2025年1月20日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特朗普政府陆续出台了以关税为主要工具的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美国的贸易政策，本节将首先总结特朗普2.0时代的贸易政策变化，再分析其背后的根源，最后，对美国关税的可能影响进行测算。

　　自特朗普2025年1月20日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特朗普政府陆续出台了以关税为主要工具的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美国的贸易政策，本节将首先总结特朗普2.0时代的贸易政策变化，再分析其背后的根源，最后，对美国关税的可能影响进行测算。

　　2024年年底，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中美经贸关系进入特朗普2.0时代。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再一次扩张和升级，提出全面关税和对等关税，试图达到制造业回流、创造更多本土就业岗位、减少贸易赤字、缓解财政压力等多种目的。美国贸易政策已经从特朗普1.0时代的加征关税升级为利用关税、出口管制等多种政策工具试图重塑全球贸易秩序。

　　第一、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幅度超出预期。2025年4月2日，美国发布“对等关税”清单，对我国加征34%的关税。4月4日，我国迅速推出多项针对性反制措施。4月8日特朗普宣布再向中国叠加50%关税。4月10日，特朗普宣布将对中国商品关税提至125%。叠加特朗普1.0和拜登政府对我国之前加征的关税，我国对美出口商品关税平均税率达125-142.94%。此外，美国计划于5月3日终止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低值（800美元以下）豁免政策（5月3日生效）。全面关税不再分产品区别对待，而是对所有产品无差别的加征关税，且加征关税的幅度巨大，远超预期，是关税政策的进一步升级。根据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对中美双边税率的追踪，特朗普2.0的关税政策已将美国平均关税率从2024年的19.3%提高到当前的134.7%[1]。这足以显示特朗普政府试图以关税作为工具减少贸易逆差的决心。

　　第二、尽管中美关税仍然是美国贸易政策的重心，但关税不再只针对中国。4月3日，美国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10%的基础关税，并对约60个贸易逆差国征收差异化的对等关税。尽管美国已经对除中国以外的国家暂停加征对等关税90天，但长期来看，对等关税大概率将被逐步实施。针对钢铁、汽车、半导体、能源、农产品等特定行业，美国额外加征25%不等的关税。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对等关税税率的解释，对等关税主要用于改善美国与各国的贸易赤字，因此，对等关税税率与美国对各贸易伙伴的逆差存在高度相关性。全面关税、对等关税、次级关税等不仅是对WTO多边贸易规则的又一次践踏，更是美国试图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起点。

　　第三、非关税措施促使中美在科技领域进一步脱钩。1月1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出台了新的出口管制法规，限制14纳米及以下制程的芯片设备对华出口；3月26日，美国商务部将54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出口管制 “实体名单”，涉及航空航天、超算、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科技竞争领域；4月3日，美国宣布对中国科研人员实施选择性拒签政策，拒签率从18%上升至42%。

　　第四、中美贸易仍面临非常高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截至目前，特朗普已经对中国产品加征125%以上的关税。但对等关税落地只是中美贸易不确定性的暂时回落，后续，美国将与各国展开贸易谈判，不确定性仍将居高不下。图1显示了2016年以来的中国输美产品面临的平均关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其中：平均关税是中国所有输美产品面临的产品关税的简单平均[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自于Baker, Bloom and Davis团队的计算[3]。可以看出，特朗普周期不仅伴随着频发的关税冲击，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更高。尤其是特朗普竞选成功但并未正式入驻白宫以前（2024年11-12月），美国贸易不确定性就已经大幅上升，因此，特朗普2.0时代，中国输美产品同时面临大幅关税冲击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面临同样的关税冲击和对等反击下，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高于中国，体现了中国政府以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的政策导向。

　　理论和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实践均证明：尽管美国作为全球市场上的大国，其关税也远远无法解决以上问题。关税只能引起各贸易伙伴的报复，并推动全球贸易市场上的关税水平进一步提高，阻碍全球化和各国生产效率。

　　政策是国内矛盾的集中体现。理解特朗普政府的极端贸易政策，需要分析其贸易政策背后的经济矛盾。本节将从经济极化、政治极化和美国国债难以持续这三个方面理解特朗普2.0时代极端激进的美国贸易政策。

　　下图显示了美国收入越来越不平等，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80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快于高收入群体，其收入分配越来越平等。但是到2014年，收入越高其增速越高，美国收入差距在不断恶化。以美国最高1%收入群体占总收入的份额来计算，这一份额在2022年达到32%。

　　美国有相当部分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把美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归咎于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实际上，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虽然确实导致了美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并不是主要原因。根据Autor et al.(2016)的估算，在2000年至2011年之间，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导致美国失去了60万到1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即使考虑到与制造业有关的服务业就业，这个影响也相对较小。即使十年内失去200万个就业岗位，也仅占每年因技术、企业兴衰和经济周期而发生的就业流动的一小部分[4]。

　　美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资本要素的回报率高于劳动要素的回报率，导致社会财富向资本所有者集中，且正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持续增长的财富集中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

　　此外，有偏的技术进步导致美国制造业转移至海外，进一步加剧了不同劳动者的收入差距。Haltiwanger 等人于2024发表在AER上的文章指出：美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源于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占61.9%），其中，高薪行业（信息、金融等行业）主要体现为工资的增加，而低薪行业（餐饮场所、零售等行业）体现为就业人数增长过快，从而对工资造成进一步挤压。低薪行业工人主要源于没落的制造业和零售等，这些行业工人多为蓝领工人，是特朗普的主要支持群体。

　　2015年以来，特朗普政府提出的10%基准关税和更高的对等关税将大幅提高美国进口消费品和中间品的价格，进一步挤压美国中产群体的购买力，或使得本就恶化的收入差距雪上加霜。

　　伴随着美国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美国民众的政治态度也在分化。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和共和党之间的差距一直在扩大，导致美国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分歧正处于历史高位：共和党有相当大的，以及有温和的，使得两党中几乎没有中间派。在21世纪，美国公众的政策偏好和媒体观看习惯也出现了更大的两极分化。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大约有一半的受访者在重大政治问题上采取温和立场，到21世纪头十年末，中间派的比例已经缩小到40%以下，这些趋势的反映在流行媒体中进一步放大。下图显示了2002-2016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自由派、中间派和保守派的捐助比例，可以看出，中间选民的捐助比例逐渐下降。在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在7个摇摆州均取得胜利，传统的摇摆州在选票上不再摇摆，导致特朗普以较多的选举人票赢得大选。

　　政治极化导致中间选民比例大幅下降。为了稳固其执政基础并保留其政治遗产，特朗普政策已经不再顾及中间选民，而是转而采取更为激进的保护主义政策（保护性贸易政策、限制非法移民等），试图迎合其以蓝领阶层为主的基础选民，而这些蓝领阶层多为自由贸易的受损方，这也是美国试图通过对等关税等重塑全球贸易格局，促进制造业回流、限制非法移民等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美国债务规模与GDP占比呈现失控式增长。截至2024年，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突破35万亿美元，占GDP比例超过120%，显著高于2010-2019年平均的100%水平。从增速看，仅2021-2024年间，债务总额年均增速达6%-8%，随着美国通胀逐渐得到控制，其名义GDP增速已经由2021年的10.9%将至2024年的5.3%，债务与经济的失衡进一步加剧。

　　较高的利息支出对财政形成挤压效应。2024年，美国国债利息支出达1.14万亿美元，首次超过军费开支（8950亿美元），预计2025年将增至1.21万亿美元。从财政收入角度看，2024年利息支出占联邦财政收入的23%，若利率长期维持高位，2030年该比例可能突破35%，远超国际警戒线%）。

　　为了减少公共赤字，缓解较高的债务水平，特朗普政府选择“开源节流”。一方面，对外加征各种关税直接带来政府收入，形成开源效应；另一方面，特朗普组建政府效率部，试图缩减政府运营成本，提升效率，以达到节流目的。

　　为了降低短期债务负担，特朗普政策更偏向降低其利率，从而缓解债务负担。2025年3月20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要求美联储在“美国关税开始影响经济全球化时”尽快降息，并强调“做正确的事”。此举与美联储同日宣布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4.25%-4.5%）形成直接冲突。

　　特朗普政府试图用关税保护美国就业岗位、促进制造业回流，以试图解决内部矛盾、迎合“蓝领”选民。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在2018-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中取得胜利。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认为：2018-2019年中美贸易战中，美国的关税政策取得了成功：关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美国制造业，增加了政府收入，美元通过升值也抵消了部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这些关税几乎没有明显的宏观经济后果——通胀保持稳定甚至下降（尽管美联储在加息周期中），GDP增长表现依然良好。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表示，在美国对中国加征10%关税中，4%被人民币贬值抵消，4%被中国出口承担，仅有2%被美国承担。

　　第一、关税政策可能引发通胀风险甚至滞胀风险，加剧美联邦政府债务负担，货币政策陷入两难。截至4月15日，美国对中国平均关税已高达134.7%（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人民币不可能大幅贬值，绝大部分关税将有两国贸易商承担。根据Gopinath (2015)的估计，关税对美国进口价格的传递在1-2年内约为45%，则将导致其进口价格上涨20.3%，保守估计至少引起CPI上涨2个百分点[5]。理论上，通胀对政府债务负担起到稀释的作用，但通胀也会增加其利息支出，加重债务负担。从当前的美国经济情况看，美国在2024-2025年利息支出年均增速达8%，远超同期4%-5%的名义GDP增速，财政赤字扩大形成“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通胀对债务的负面影响已超过其稀释效应。因此，为了降低政府利息负担，特朗普政府主张降息，但其对各个贸易伙伴的对等关税将导致短期内通胀风险大幅上升，导致美联储仍然选择维持当前利率，以应对通胀风险。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25年3月19日发布的预测中，美联储将2025年核心PCE通胀预测中值从2024年12月预测的2.5%上调至2.8%，增幅达0.3个百分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在发布会上承认，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关税（如10%基准关税及部分商品更高税率）可能推高进口商品价格，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胀”。

　　第二、特朗普政府的削减贸易赤字、促进制造业回流等目标与美债市场存在矛盾，导致汇率政策陷入两难。关税政策将直接导致美国进口规模下降，短期内或改善其贸易顺差，但同时也导致美元需求扩张，美元汇率上升，形成“强美元”效应。以2018年-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期间中美汇率走势完全印证了这一点，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从2018年1月的6.4364上升至2019年12月的7.0128，美元对人民币升值约9%。进一步，“强美元”导致其出口受阻，贸易逆差回升，制造业回流难以实现。因此，特朗普若想达到削减贸易赤字、促进制造业回流的目标，需要在长期维持“弱美元”环境。但长期弱美元将导致美债市场需求不足，美债价格下降，美债收益率上升，美债融资成本上升及其融资规模下降，加剧美债市场风险。

　　第三、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其国际货币地位与美国的贸易赤字存在结构性关联，面临特里芬难题。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维持全球美元流动性需要美国通过贸易逆差源源不断的输出美元，贸易逆差的累积必然导致相当额度的资本流入（美元回流），这就导致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美国主权债务的持续积累。因此，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必然导致不断累积的主权债务和贸易失衡。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仅在1973-1975年、1991年出现短暂贸易顺差，其余年份均为逆差。因此，理论和数据均表明：美国试图缩减贸易赤字与其国际结算货币地位存在矛盾，美国需要在维持美元国际地位和缩减贸易赤字之间进行权衡。

　　海湖庄园协议试图通过构建“美元安全区”等战略克服以上汇率矛盾和特里芬难题：通过压低美元汇率（其他国家出售其短期美元储备资产，推高本国货币，同时将剩余储备转为超长期美国国债）减少贸易逆差，促进制造业回流；利用关税收入补充财政，通过发行超长期“世纪债券”（100年期无息债券）置换现有美债，降低利息支出，缓解美国债务危机；构建美元安全区，以关税威胁、提供军事庇护等为筹码，迫使安全区内的国家购买超长期美国国债（国债需求）、接受其低利率、促进美元适度贬值。但海湖庄园协议本质上是利用美国强权扭曲国际市场规律的行为，其实施过程存在较大风险和不确定性。本质上，国际单一货币体系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美元试图缩减贸易逆差的行为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战略机遇。

　　财政角度看，长期的财政赤字往往伴随着贸易赤字，形成“双赤字”效应。“双赤字”的根源在于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因此，美国政府若要根本上缓解美债压力和赤字压力，应该从财政政策入手。而关税作为限制性的贸易保护政策只会带来汇率的升值，既不能彻底缓解贸易逆差，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赤字。

　　较多学者对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关税影响的研究[6]发现，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行为，在短期内（1年），基本完全被美国进口商及其下游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承担，从而导致较大的通胀后果。因此，若后续中美之间无法通过谈判降低关税，则2025年中美的贸易和经济均将受到较大打击：美国国内市场面临较大的通胀风险、美元债务风险，甚至滞胀风险；国内本就较低的出口企业利润将受到进一步挤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

　　测算依据：（1）、短期内关税对美国进口价格的完全传递。根据Amiti st al. (2019)等的研究，美国关税在1年内几乎完全传递到美国国内价格上。（2）短期内进口需求弹性接近1。本报告团队分析了2018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分4轮加征关税的情景，发现：尽管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在不同商品类别上差异较大，但整体来看，短期弹性接近1。当前中美125%以上的极端关税已经是阻退型的，理想状态下中美会出现贸易中断。但考虑到不同行业产品具有差异化的技术标准、供应链粘性以及美国对产品关税的差异性豁免，极端关税下，各个行业仍有一定比例的贸易存在，且不同行业呈现出差异性。简言之，各行业对美出口并不会完全中断，行业出口损失取决于供应链粘性、弹性等多个指标。

　　（3）中美贸易结构变化以及中国对美市场依赖度下降。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较高的关税水平下，中国对美出口品以机电、家具玩具、塑料制品、纺织品、贱金属制品等为主，这些产品有两个特征：一是其产业链基本是在国内，具有较高的国内增加值；二是中国在这些产品具有足够的价格竞争力，即使加征关税，短时间内也难以在其他国家找到可替代品。第三，中国对美国市场依赖度下降。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促进中国出口市场结构的调整，美国市场占中国出口份额的比例从2017年的19%下降到2024年年底的14.7%，中国出口对美国关税的韧性有所提高。第四，普遍性的对等关税将削减美国整体对外需求，对中国需求份额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相对关税，对等关税影响多个国家，且对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对等关税税率甚至高于中国，对欧盟也征收20%的对等关税。尽管美国暂停对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但基准关税仍然较高，且后续有可能恢复其对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因此，特朗普关税将对美国自身需求和中国出口带来较大影响；第五，中国对等反击也将拖累进口。根据2024年数据统计，中国对美国出口5246.6亿美元，进口1636.2亿美元。从美国进口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农产品、能源等产品。

　　情景1：现实情景。2025年4月2日，美国发布“对等关税”清单，对我国加征34%的关税。4月8日特朗普宣布再向中国叠加50%关税。4月10日，特朗普宣布将对中国商品关税提至125%。叠加特朗普1.0和拜登政府对我国之前加征的关税，我国对美出口商品关税平均税率达125-142.94%。针对特朗普政府的极端关税税率，中国进行了对等反击，对所有美国产品加征125%的关税。出口端看，尽管美国暂停对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但基准关税仍然较高，且后续有可能恢复其对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因此，特朗普关税将对美国自身需求和中国出口带来较大影响；进口端看，由于中国对美进口的大部分产品可以从其他国家替代，反制关税短期可能冲击某些关键材料和高科技领域，但对整体进口影响不大。预计：202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70%，拖累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约10个百分点。对美出口的大幅下降不仅直接拖累GDP增速，也将通过拖累制造业投资、国内消费等途径间接拖累GDP，预计将拖累2025年全年GDP下降约1.3-1.5个百分点。

　　情景2：谈判情景。中美双方125%以上的极端关税水平若长期存在，将导致中美贸易大面积中断。考虑到2025年美国面临的滞胀风险、政府债务风险等，作为特朗普政府的谈判筹码，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下降。假设后续经过中美谈判，6月份起，中美双边加征关税幅度降至30%，美国仍维持对其他国家10%的对等关税。在这一乐观情景下，202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将下降约32个百分点，拖累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约5个百分点。对美出口的大幅下降不仅直接拖累GDP增速，也将通过拖累制造业投资、国内消费等途径间接拖累GDP，预计将拖累2025年全年GDP下降约0.6-0.8个百分点。

　　情景3：中美完全脱钩情景。尽管125%以上的关税水平将导致中美贸易大规模中断，但各行业在短期内仍有一定的供应链粘性，使得中美贸易不会完全中断。在悲观情景下，假设中美在贸易、科技领域全面脱钩，中美贸易全部中断。预计：2025年，中美贸易中断将拖累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约15个百分点。对美出口的大幅下降不仅直接拖累GDP增速，也将通过拖累制造业投资、国内消费等途径间接拖累GDP，预计将拖累2025年全年GDP下降约1.9-2.2个百分点。

　　尽管特朗普2.0时代，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转向全面关税和目前的100%以上的阻退型关税，但由于每个地区对美国市场的暴露程度不同，其所受到的特朗普关税的冲击大小存在差异，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更高的省份将受到更大的冲击。本报告基于中国海关公布的出口产品数据，计算各省对美国市场出口占该省总出口的比重，用来衡量特朗普全面关税对不同省份的差异化冲击。图4显示：出口层面，受特朗普全面关税冲击最严重的并不是传统的贸易大省，如江苏、浙江、广东、上海等。相反，山西、河南、四川、福建等一些内陆或非贸易大省对美国市场更加依赖，受到的冲击也最大。图5继续展示了不同省份的GDP对美国市场暴露程度（各省对美出口占其GDP的比重）。可以看出，对GDP的影响层面，依然是贸易大省受冲击更为严重。除了浙江、广东、上海、江苏这4个贸易大省外，福建、山东、重庆、河南、四川等省份受影响也较大。尤其是对于重庆、河南、四川等内陆省份，尽管出口占GDP比重不是最高，但是这些省份的出口产业比较单一，且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或技术密集型，对就业冲击较大。

　　图5特朗普关税对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影响（GDP层面）（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受特朗普全面关税冲击最严重的，除了传统的贸易大省，如江苏、浙江、广东、上海等，山西、河南和四川等一些内陆省份由于对美国市场的较高依赖度，受到的冲击也最大，且这些冲击多集中在一些特定优势行业。因此，识别出一些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的冲击将有助于政策更加有针对性的应对本轮特朗普关税冲击。首先，本报告根据2023-2024年的平均出口表现，筛选出HS2位编码层面的主要出口产品[7]，并把相关性强的大类合并，最后得到16类主要出口产品（图6）。其中，第84章核反应堆、锅炉、机器及其零件和第85章电机、电器设备及零件等是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类别，两章共计占总出口份额高达41.7%。第87章车辆及其零附件占出口比重约5.8%，第72、73章钢铁及钢铁制品占比达4.9%，第61、62章衣着及其附件占比为4.4%，第39章塑料及其制品、94章家具占比均接近4%。

　　但关税冲击在行业层面的影响不仅取决于行业整体份额，更取决于该行业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图7展示了对美国依赖程度大于20%的行业，可以发现：中国的主要出口行业第84、85章并不是受关税冲击最大的行业。关税冲击主要影响：93章武器、弹药及其零附件、61、62章服装以及衣着附件、67章已加工羽毛、羽绒及制品等、49章印刷品等、36火药及炸药及烟火用品等、95章玩具、游戏品及运动产品等。这些受冲击大的行业多为劳动密集或资源密集型行业。

　　针对以上重点受影响省份，筛选出出口额在省内排名前20位的HS2行业，同时满足行业对美国市场暴露大于25%的行业，作为重点省份重点关注的行业。具体分析如下：

　　内陆省份：对于山西、河南、四川、重庆这些内陆省份而言，全面关税的行业影响较大，但这些内陆省份往往具有较为单一的外贸支柱行业，因此，在个别行业上将受到较大的冲击。山西和河南在第85章电机、电器设备及零件的出口产品将受到较大冲击、重庆和四川在第84章核反应堆、锅炉、机器及其零件的出口产品将受到较大冲击。

　　沿海省份：对于沿海贸易大省江苏、浙江和广东，由于外贸支柱行业较多，全面关税的行业影响也较为分散，主要集中于第61、62章服装及衣着附件、第94章家具等、第95章玩具、游戏品及运动产品等。对于上海而言，其主要受影响行业为第84章核反应堆、锅炉、机器及其零件。

　　本报告继续把HS8位编码的出口产品匹配到国民经济行业，发现：2018年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8]并不会显著影响各省各行业的私营企业在2019年的营业表现，说明2018年贸易战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上整体可控。可能的解释是：2018年关税加征幅度相对有限，短期内并没有导致贸易的大规模中断。但是，本报告确实发现关税对劳动密集性的服装、制鞋业、化学原料、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私营企业的利润、就业人数、资产负债率、营业收入等指标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第一、全球价值链将继续放大关税对低附加值产品的冲击，继续倒逼出口产业转型升级。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各国产业互相渗透，关税的负面影响被放大，且该放大效应在不同行业呈现异质性，即：产品的国内增加值越低，在加征关税的情况下，其受到关税的冲击越大，国内附加值越高的产品和行业，安博体育下载其受到的冲击越小。因此，关税冲击将继续促使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出中国，促使产业往高附加值方向演进，实现出口转型升级。通过选取典型的高附加值行业产品，统计其占中国总出口市场份额的变动情况，分析我国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表现。我们发现机电、集成电路、汽车等铁路交通设备制造、机械制造、钢铁冶炼、化学和贵金属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份额在扩大，提高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国内附加值低并不意味着该行业不重要或处于低端，由于某些产品和行业的生产仍处于沿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攀升的状态，有些技术密集或知识密集行业，其国内增加值也较低，比如芯片、部分精密机床等。因此，需要高度警惕附加值低但技术密集的行业，这些行业的供应链转移将导致出口竞争力的下降。

　　第二、特朗普上台后，其政策已经转向更普遍意义的“重商主义”，公布了对多个贸易伙伴的“对等关税”（尽管被暂缓90天实施），严重破坏了全球贸易规则和贸易稳定性。一方面，“对等关税”将进一步违背WTO框架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9]、破坏多边贸易体制。若其他国家对美国进行反击或者效仿美国的单边行动，那么全球贸易规则将陷入系统性危机。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而“对等关税”政策将削弱这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另一方面，“对等关税”削弱美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比较优势，尤其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发展中国家通常关税水平较高，这是为了保护本国新兴产业和促进经济发展。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无视这种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强行要求对等，将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进一步拉大世界贫富差距。

　　此外，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美国提高关税将进一步推高其出口成本，并削弱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一方面，对中国加征关税将推高其国内通胀，导致美国国内投入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性的提高关税将导致美国出口采用的进口中间品价格上涨。这两个因素都导致美国出口成本上涨，从而削弱美国产品竞争力。因此，在中美竞争市场，美国出口成本上涨对中国产品来说是一个拓展市场份额的机会。

　　第三、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尽管“对等关税”落地，但全球贸易仍面临着特朗普执政周期固有的巨大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从三个方面拖累贸易。一是不确定性带来成本上升和出口意愿下降。贸易政策的不确定将增加出口企业的预期运营成本（包括关税、合规成本、物流成本等），从而降低出口意愿。二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出口企业决策，拖累长期贸易增长。大部分企业是风险厌恶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将导致企业的投资决策相对保守，减少扩张性投资和对新市场的投资需求。具体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减少创新投入、增加融资约束等途径影响外贸企业决策，并对外贸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带来显著负面影响。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还影响消费者信心，降低消费者和企业的预期，进一步抑制贸易活动。三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导致贸易条件恶化。例如，对特朗普关税的预期将导致预期出口价格的下降和预期进口价格的上升，从而影响进出口行为。已有研究表明，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缩短，出口市场数量减少。且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存在差异，外资企业通常更为敏感。

　　2025年1-3月，我国进出口（美元计价）同比增长0.2%，其中，出口同比增长5.7%，进口同比增长-7.0%，货物贸易基本实现稳定增长。服务贸易总额更是实现强劲复苏。2025年1-2月，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12.1%，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长8.6%，服务贸易进口同比增长14.4%；服务贸易逆差为1726.4亿美元，比2023年同期增加186.6亿美元。2024年以来，考虑到复杂严峻的外贸环境和内部因素，中国对外贸易表现出色。

　　第一，出口“以价换量”，助力贸易平稳增长。尽管出口整体保持低速平稳增长，但若区分出口的量和价，就会发现出口依然延续了2023年以来的“以价换量”的特点，即出口价格指数保持低位运行，出口数量指数持续上涨。2024年，出口价格指数平均仅有94.5，而月度平均的出口数量指数却高达113.3，出口的量价分化仍在持续。，1-2月，出口价格指数平均为96.5，仍然运行在100以下。“以价换量”反应了出口面临的一系列复杂严峻的问题，包括：大国博弈导致的出口产能在国家间的错配、外部贸易壁垒攀升、出口企业利润下滑等。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等制度型开放政策取得一些成果，成为稳外贸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2024年，我国对东盟和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持续增长，成为我国出口整体维持较高增速的关键。根据海关总署统计，202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同比增长6.4%，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其中，出口增长9.6%，进口增长2.7%。2025年一季度，这一比重继续上升至51.1%。2022年，RCEP协定的全面实施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与亚太国家的区域贸易，使得中国与亚太地区的产业链联系更加紧密，加强了中国在亚太区域贸易的中心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极大地缓解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和贸易摩擦，成为稳定中国货物贸易的关键因素。

　　第三，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形态对外贸增速起到支撑作用。跨境电商综试区是促进贸易便利化和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制度。目前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已达到165个，覆盖全面，呈现出蓬勃发展生机和后发展动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与各地产业优势结合，通过“跨境电商+产业带”模式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加速线上发展。根据海关总署的初步统计，2024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10.8%，其中，跨境电商出口增长15.2%，进口增长5.3%，跨境电商的出口和进口增速均大幅高于总出口和总进口增速，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引擎。

　　第四，进口方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国内需求相对疲弱仍然是影响进口增速的关键因素。2025年一季度，进口的负增长主要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较低驱动，其次是国内需求的相对疲弱。

　　2025年一季度年，整体进出口增速保持基本稳定。其中，国内需求疲软拖累进口增速，“以价换量”等因素强有力拉动了出口增速。在这些因素影响下，2025年一季度，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贸易顺差继续扩大。进出口总额为14343.7亿美元，同比增长0.2%。其中，出口总额为8536.7亿美元，同比增长5.8%；进口总额为5807.0亿美元，同比增长-7.0%；顺差为2729.7亿美元，比2024年同期增加897.9亿美元。受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比去年同期有所贬值的影响，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增速略高于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增速。2025年一季度，进出口总额人民币值为103013.2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出口总额为61313.7亿元，同比增长6.9%；进口总额为41699.5亿元，同比增长-6.0%；顺差为19614.2亿元，比2024年同期增加6584.2亿元。国际服务贸易增速大幅回升，其中，国际服务贸易出口增速大幅高于其进口增速，导致国际服务逆差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1-2月，服务贸易总额为1726.4亿美元，同比增长12.1%。其中，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为667.5亿美元，同比增长8.6%；服务贸易进口总额为1058.9亿美元，同比增长14.4%；服务贸易逆差为391.4亿美元，比2024年同期增加80.4亿美元。

　　图8 2019年以来全国进出口增速及贸易差额变化[10]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单位：%（左）、亿美元（右））

　　2025年一季度，出口延续了2023年以来的“以价换量”的特点，表现为：出口价格指数保持低位运行，出口数量指数持续上涨。此外，考虑到人民币对美元相对去年同期贬值1.03%，以美元计价的出口价格将更低。尽管出口价格在今年以来出现小幅提升，但1-2月整体出口价格仍维持在96.5附近的低位水平，且出口价格在1-2月的小幅提升主要源于去年同期较低的基数（去年1-2月，出口价格指数平均为91.9），剔除基数影响，出口价格基本保持平稳且呈低位运行态势。在较低的价格刺激下，出口数量指数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运行。其中，受2024年1-2月较高的基数（平均120.2）影响，今年1-2月出口数量指数下降至106.5附近。随着基数效应逐渐退去，2025年3月份及其以后的出口数量指数将大幅回升。出口的“以价换量”反应了全球贸易市场的不景气和中国出口产品在国家间的产能错配问题。

　　分产品来看，纺织类产品的出口价格指数相对维持低位，出口价格指数主要由机电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带动，但第十七类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的价格也低于总价格指数。其中，车辆及其零附件占据第十七类约75%（根据2023年全年数据进行计算），因此，第十七类的数量和价格波动基本能保守地反映出中国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车）的出口波动情况。2024年以来，受美国和欧盟对中国新能源车加征关税的影响，其出口价格有所下滑。不同类型产品的出口数量指数也存在分化。其中，机电产品占据总出口的分额较大，主导了出口价格的走势。纺织原料及纺织物品的数量指数相对较低，反映出其市场需求偏低；而第十七类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的数量指数显著高于其他出口产品，围绕130的水平波动，反应了作为“新三样”之一的新能源车出口仍处于稳步扩张阶段。

　　图9 2022年以来中国出口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走势（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上年同月=100）

　　图10 2022年以来中国出口价格指数及其主要分项走势（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上年同月=100）

　　图11 2022年以来中国出口数量指数及其主要分项走势（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上年同月=100）

　　2024年以来，进口价格指数经历了先平稳增长后持续下滑的过程。进口价格的这一变化主要源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尤其是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化。下半年不断下降的进口价格为国内的能源、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价格的稳定提供了支撑。在进口价格持续下滑的情况下，进口数量指数也略有下滑，也反应了国内生产需求仍然乏力。整体来看，2025年进口的低增长主要被较低的进口价格拖累，其次为进口需求相对疲弱。

　　分产品来看，矿产品的进口价格指数虽然有所抬升，但仍低于95，处于低位。机电类产品的进口价格和进口数量均有所下滑，反应了国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疲弱。此外，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进口数量有所恢复，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占总进口比重15.87%，有效稳定了整体进口增速。

　　图12 2022年以来中国进口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走势（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上年同月=100）

　　图13 2022年以来中国进口价格指数及其主要分项走势（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上年同月=100）

　　图14 2022年以来中国进口数量指数及其主要分项走势（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上年同月=100）

　　分贸易方式来看，2020-2023年，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一般贸易增速持续高于加工贸易增速，经历了四年的大幅调整时期。正如课题组一直强调的，中国出口结构不断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贸易环境，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国内外多种冲击的影响，中国的贸易产业链在不断转型升级，加工贸易两头在外，产业链相对一般贸易更长，国内附加值更低，加工贸易产品对贸易成本变化的敏感性也更高，不稳定性高。同时加工贸易较低的国内附加值也导致其竞争优势不断下降。因此，在贸易结构调整的这一过程中，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加工贸易逐渐转移至东南亚国家及其他国家，仅有部分核心环节和较高附加值的环节仍然保留在国内。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加工贸易出口占比从2011年的44%下降至2023年的20.7%，加工贸易进口占比从2011年的27%下降至2023年的15%。2024年以来，加工贸易的结构调整逐渐完成，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增速逐渐趋于一致。对进口而言，加工贸易进口增速甚至超过了一般贸易进口增速，反应了国内生产需求的不景气。

　　图15 2020年以来不同贸易方式出口增速（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上年同月=100）

　　图16 2020年以来不同贸易方式进口增速（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上年同月=100）

　　分国别来看，2025年一季度，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速基本延续了去年以来的分化趋势，且这一趋势将逐渐演变为长期趋势。分国别出口的趋势分化主要体现为：中国对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的出口增速相对较低，而出口动力主要来自东盟、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这一趋势是后疫情时代，大国博弈主导全球贸易格局的必然体现。一方面，以美国、欧盟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产能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不信任，直接导致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增速下滑；另一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日益紧密。尤其对于中国出口供给，存在产能错配但并非“产能过剩”问题。安博体育下载未来几年，随着出口产能错配逐步被纠正，中国出口增长潜力将进一步被释放。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出口动力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面临较大的波动性。疫情以来，南非经济不仅临高失业率、高通胀、高债务与低增长，还面临非常严峻的电力危机等社会问题，这极大抑制了南非的国内需求，并导致中国对南非出口持续下滑。

　　进口方面，受去年同期较高基数的影响，中国从中国台湾、韩国、俄罗斯、巴西的进口增速出现大幅波动。若剔除基数效应，计算2023-2024年一季度的年化增速，则会发现：东盟、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发展中经济体仍然是稳定进口的重要来源，而中国从美国、日本、欧盟、韩国等发达国家的进口则拖累了整体进口增速。其中，中国从东盟的进口主要是一些制造业中间品，中国从俄罗斯的进口主要源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和部分农产品，中国从南非的进口主要源于铁矿石等矿产品和玉米等农产品。但能源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均具有较高的波动性，除去价格波动外，中国对以上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反映了进口价格下降对进口需求的托底作用。

　　图17中国对主要出口国和出口地区的出口增速（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单位：%）

　　图18中国对主要进口国和进口地区的进口增速（数据来源：海关总署，单位：%）

　　2025年1-2月，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增长，且服务贸易出口增速低于其进口增速，服务贸易逆差较去年同期有所扩大。服务贸易逆差的行业来源保持稳定，主要来源于旅行、运输、知识产权使用费、保险和养老服务这4个行业。其中，运输服务逆差显著收窄。2025年1-2月，服务贸易逆差为391.4亿美元，其中旅行逆差为432.3亿美元，是拉动服务贸易逆差迅速增长的主要来源。而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的贸易顺差稳定增长，体现了中国服务贸易结构的不断优化。

　　图19 2020年以来服务贸易走势（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单位：亿美元（右）、%（左））

　　图20 2020年以来主要行业服务贸易差额变化（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单位：亿美元）

　　较多研究已经表明，美国关税在短期几乎完全传递至美国进口价格的上涨（Amiti et al.,2019），但随着时间推移，关税最终会被两国共同承担。数量方面，由于供应链等的调整需要时间，数量的影响将是渐进的，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加。因此，关税对中美两国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

　　美国：由于关税是一次性征收的，美国国内短期内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但通胀压力随时间递减（除非出现通胀螺旋），这也是特朗普政府认为关税政策引起短期阵痛的原因。长期，特朗普的极端贸易政策将导致美国国内矛盾激化，美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均面临两难，以及特里芬难题。

　　中国：短期整体压力较小，主要是外贸企业利润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的就业可能承压。若人民币贬值，则利润压力从出口企业部分转移至进口企业。此外，长期面临供应链转移和重构等问题。

　　人民币汇率作为国际贸易的“晴雨表”，不仅关系到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反映资本流动和市场信心。同时，在海湖庄园协议背景下，关税作为美国应对债务危机和实施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对美元走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全面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给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带来贬值压力。2024年11月6日，特朗普成功当选后，市场预期中美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加剧，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一个月内由7.099贬值至7.185，并在此水平附近震荡。

　　2025年1月20日，美国公布的新屋开工数据表现不佳，引发市场对美国经济复苏前景的担忧；与此同时，中国公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保持在荣枯线上方，促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回升至7.170。

　　2月1日，特朗普以“芬太尼问题”为借口，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收10%关税，并于3月3日将关税由10%提升至20%；但由于该政策早已被市场预期所消化，未对中美汇率产生显著影响。

　　4月2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34%的“对等关税”，致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于4月3日由7.179下跌至7.189。

　　理论和实践均表明：一国加征关税将给该国货币带来升值压力，尽管本轮贸易战中，中美双方在关税税率上基本对等，但是中国对美国有较大贸易顺差，中美极端关税将带来一定程度的人民币贬值压力；另一方面，不断升级的关税措施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提升了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需求，推动美元升值。双重作用下，这些政策在短期内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构成了明显的贬值压力。

　　从中美汇率数据来看，今年2月和3月的对华关税措施未引起市场剧烈反应，而4月初的对等关税政策使人民币汇率进一步下跌，表明仅有超出市场预期的对等关税政策才能引发明显反应。

　　如果美国政府按海湖庄园协议行事，通过关税施压使美元贬值，并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债务重组，则可能降低美国国债作为安全避险资产的吸引力，引发资本外流，进而导致美元长期走弱。

　　在此，我们参考1985年广场协议实施后美元走势，预测海湖庄园协议执行后的美元走势。广场协议与海湖庄园协议均旨在通过调整汇率机制改善美国的国际贸易不平衡及经济竞争力。

　　当广场协议出台时，美国正面临巨额贸易逆差和美元高估问题，其主要目标在于促使美元贬值、缩小贸易逆差，从而保护本国产业。

　　海湖庄园协议则是在美国国债高企及制造业外流背景下提出，通过加征关税及其他贸易措施，迫使贸易伙伴在汇率和债务问题上作出让步，从而实现美元贬值、改善美国经济结构，并促进制造业回流。

　　广场协议实施后，国际资本大量流出美国，美元大幅贬值：据统计，1985年至1990年期间美元名义有效汇率贬值约35%。据此，从中长期来看，为应对美国债务危机，美国政府可能以关税作为谈判筹码，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债务重组，从而引发全球资本对美国国债避险属性的重新评估，预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中长期内将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考虑到中国在经济与货币、汇率政策上的自主调控，大幅人民币升值将导致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受损，我们判断，人民币不会出现像1985年后日元大幅升值的局面。

　　图22广场协议前后的美元汇率走势 数据来源：国际清算银行（BIS）[11]

　　长期来看，正如本系列报告一直强调的，新冠疫情后，全球贸易结构正处于区域化、安全化、友邦化的深度调整过程中。这一调整有其历史背景，即：近几年，中美经贸脱钩愈演愈烈、新冠大流行致使各国更加重视供应链安全，俄乌战争僵持进一步加深了各国在地缘政治和贸易利益上的分歧。超级全球化的时代已经终结，大国博弈将长期主导国际贸易格局。尤其是中美关系全面进入大国竞争和大国博弈阶段，双方围绕贸易、产业政策、科技、关键矿产等领域展开长期博弈，并带动全球主要经济体被动进入中美主导的“多头博弈”，市场规律日渐式微，自由贸易沦为口号。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美在越来越多的经贸领域已经由过去的互补性为主转向现在的竞争性为主，这是决定中美在多个关键领域博弈的经济基础。同样，“大国博弈将长期主导贸易格局”这一论断依然具有很强的市场基础：过去迅猛发展的全球化分工造成了当前集中度较高的寡头市场结构，为各国在各个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博弈提供了市场基础。世界银行在2019年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指出，全球供应链整体上呈现出以美国、德国、中国为中心的三足鼎立的寡头结构。其中，中国作为亚太区域链的中心，其制造业产能在全球占据绝对份额。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数据，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30%，连续14年居全球第一。全球贸易结构和贸易环境均显示：超级全球化的时代已经终结，中美为主的大国博弈已经并将长期主导国际贸易格局。现实中，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发达国际的贸易壁垒，中国与“一带一路”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全球经贸格局被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再以经济效率为优先，而是朝着多元化、安全化、区域化、友邦化方向调整。大国博弈风险将逐步取代市场因素，成为决定国际资源配置的关键因素。

　　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拉动出口的主要动力，也已经成为全球市场资源配置的重要载体。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是我国促进跨境电商迅猛发展的关键制度。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设立了7个批次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覆盖全国31个省市的165个城市，其中，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这四个省份实现地级市全覆盖。近几年，各地政府通过“跨境电商+产业带”模式，大力推动中国制造企业实现“买全球”和“卖全球”，有力克服了较高的外部贸易壁垒。2024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速高达10.8%，这一增速远高于2024年出口整体增速，表明跨境电商仍是拉动中国出口的主要动力。

　　但是，随着中国跨境电商规模的扩大，跨境电商确实对国际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出货量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很多国家跨境电商货物的主要来源。根据芬兰海关的数据，2024年来自欧盟以外的在线倍，其中，绝大部分货品来自中国。在此背景下，各国已经陆续出台一些规范或限制跨境电商快速发展的政策法规，导致中国跨境电商面临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收紧。例如：Temu和ShEIN接连在越南被停止业务，原因是越南担心跨境电商的低价会挤压当地产业。墨西哥自2025年1月1日起对所有外国电商平台征收16%的增值税。亚马逊等平台对卖家的审核趋严，美国《消费者告知法案》要求每年核验卖家信息，这一规定增加了卖家的合规成本。同时，亚马逊在去年新增多项物流与仓储费用，且不再接受个体工商户注册，提高了平台门槛。除此以外，特朗普政府宣布将于5月3日终止对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且美国海关已经加强了对来自中国包裹的查验率，该查验率已经高达70%。预计2025年，全球各国将会继续收紧对跨境电商的相关政策，跨境电商的外部合规成本（包括平台验证、税务、版权等多个方面）等将进一步上升。

　　全球运输成本较高，且仍处于上升通道。受欧盟市场需求恢复、油价上涨和集装箱运力供应紧张等因素影响，2024年8月，各航线月份冲高，此后迅速回落，给全球贸易成本带来冲击。整体来看，自2023年12月红海冲突爆发以来，中国集装箱运价指数大幅上涨，且远远高出2023年的水平，是影响贸易的重要因素。其中，欧线指数的波动幅度最大，中欧贸易受到较大影响。目前，INE集运指数（欧线）期货的收盘价和结算价处于缓慢回落过程，但整体水平仍然高于2023年，预计2025年集装箱运价将处于较高位置（高于2023年水平），高昂的国际运价将进一步削弱中国出口和进力。

　　关税削弱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关税本质上是一种进口税，当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时，进口商需要支付更高的关税成本。这部分成本通常会转嫁给下游企业或最终消费者。从经济学角度看，关税最终将被中国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共同承担。对于中国出口企业而言，如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利润空间将被压缩；如果企业选择自行消化部分关税成本，产品价格则不得不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价格优势。加征关税后，中国产品的价格相对上升，与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相比，价格竞争力被削弱。

　　在当前中美之间极端关税和美国基准关税的影响下，美国对外需求将大幅收缩。根据前面估算，若中美之间维持125%以上的关税加征幅度，则中国对美国出口约下降70%，导致中国出口面临的产能错配压力加大，出口价格和出口企业利润被进一步挤压。

　　关税拖累出口数量。价格竞争力的下降还将直接减少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导致中国产品的世界市场份额流失。以中国光伏产业面临的关税为例，尽管中国光伏产品在全球市场具有极强竞争力，但美国的关税政策确实对其出口美国市场产生了影响。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加征了包括反倾销税（约36.5%）、反补贴税（8.47%）、201关税（14.25%）和301关税（50%）在内的多重关税，截至2025年3月，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到美国面临的总关税税率已经高达100%以上，这些关税措施显著增加了中国光伏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削弱了其价格竞争力。

　　更高的关税还将带来供应链中断风险和供应链转移。若当前中美互相加征125%以上的关税持续，则一些依赖从中国进口零部件的美国制造业企业，可能因关税增加而面临成本上升，甚至可能因无法承受高关税而中断与中国供应商的合作。为了规避关税，一些企业还可能选择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这不仅削弱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还可能导致相关产业的空心化。例如，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已经导致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玩具等制造业企业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这使得中国在全球低附加值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力下降。为了规避关税，许多中国光伏企业也选择通过在东南亚设厂的方式出口产品到美国。2023年，中国光伏产品对美出口额仅1.0585亿美元，显示出直接出口美国的规模已经很小。

　　“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贸易政策和市场不确定性均较高。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可能因国内经济形势调整贸易政策，增加贸易壁垒，这些政策调整和市场变化将对中国出口产生影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依然存在，局部武装冲突和政治不稳定可能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例如，中东地区的冲突可能影响能源市场和相关贸易。以上多种不确定性不但增加贸易风险，而且影响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此外，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行为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效仿，增加中国产品进入“一带一路”国家市场的难度。此外，欧盟等地区也可能通过反补贴调查等手段对中国产品进行限制。

　　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也将冲击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区域链）重构趋势明显，这一变化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往来将产生多重影响。以从中美对关键矿产的竞争、欧洲区域链重构为例：

　　（1）中美对关键矿产的竞争冲击中国-东盟合作。美国近年来试图通过“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策略，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这将导致部分关键矿产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如东南亚和拉美地区，并影响中国与这些地区在矿产资源贸易上的传统格局。例如，美国推动印尼加入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并计划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投资500万美元帮助印尼提高关键矿产产能，扩大下游矿产行业，包括电动汽车零部件生产。此外，美国国际开发署与菲律宾政府合作开展“矿产治理能力建设”，以开发菲律宾的镍和铜资源；美国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与越南、泰国等国合作，减少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确保关键矿产的稳定供应等。

　　美国通过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旨在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这些合作主要通过技术援助、军事支持、投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供应链韧性倡议等方式实现。美国的目标是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同时推动东南亚国家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东南亚和中国在一些关键矿产上存在较强的竞争性，随着各国对关键矿产越来越重视，亚洲地区的矿产贸易结构和供应链将发生变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关系也将面临一些风险；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可能在中美竞争中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但也可能面临选边站的压力，从而进一步影响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2）美国极限贸易政策笼罩下，各国贸易关系充满不信任。以中欧为例，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使欧盟更加注重产业链的安全性。例如：欧盟已经开始推行产业链本土化政策，并加强关键产业链保护，“去风险”已成为欧盟对华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2020年以来，欧盟先后数次对中国电动汽车及相关材料发起反补贴、反倾销调查等，对关键技术、基础设施领域加强外资安全审查，对军民两用技术进行出口管制等。欧洲还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和“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等倡议，加强与亚洲和中东的经济联系。

　　以上措施不利于中欧双方正常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一是中欧产业链高度互补，“去风险”推高中欧贸易成本。 2022年，欧盟对华进口中，中间品占比占超过30%，体现出较强的互补性；从产品种类来看，欧盟进口3423种[12]中间品中，从中国进口产品种类占比也超过30%。二是更严格的外资审查和限制性贸易壁垒阻碍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和投资，冲击双方产业链。严格的资本审查和恶化的欧盟营商环境将进一步削弱中欧经贸往来。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欧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据德意志银行预测，美国关税可能导致欧元区GDP下降0.4-0.7%。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欧盟可能被迫重新评估其对华政策，寻求与中国加强合作以弥补对美贸易的损失。例如，法国在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压力下，已开始与中国展开对话，寻求在贸易和乌克兰问题上的支持。此外，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还可能促使欧盟在国际事务中更加独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欧盟有强有力的反制计划，必要时将反击美国关税政策。这种独立性可能使欧盟在对华政策上更加灵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然而，中欧贸易关系的改善并非一帆风顺。欧盟内部对华政策存在分歧，部分成员国可能仍受美国影响，保持对华强硬立场。同时，中欧在电动汽车等领域的贸易规则分歧依然存在，这可能成为合作的障碍。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通用技术突飞猛进，人工智能已经影响到生产的方方面面，带来生产技术的变革。生产技术的变革将最终导致比较优势和市场结构的演变。WTO在最近的一篇报告[13]中指出：AI将降低与贸易物流、供应链管理和法规遵从等方面相关的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AI将为发展中经济体和小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AI将改变生产力，影响和重塑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等等。

　　对中国而言，AI对贸易的长期影响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制度型优势可能被追赶。随着通用型AI技术的低成本普及，各国贸易都将更加便利、高效。中国外贸的部分制度型优势可能被其他国家追赶，全球非关税壁垒将有所下降，关税壁垒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贸易障碍。值得注意的是，AI对贸易成本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市场进入成本、合规性成本、信息成本等将会经历快速下降，但是传统的运输成本等受影响较小。因此，今年以来，国家大力倡导的降低物流成本将继续对出口产生积极的影响。二是市场结构更加极化。对于一些非关键行业，AI将缩小信息差、缩小一般技术差异和生产要素差异等，从而导致市场以更快的速度向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演进，最终导致市场更加碎片化，利润降低等。但是对于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由于AI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存在较高的保护壁垒，使得这些领域的差距被放大，形成“马太效应”。市场将会向寡头结构演进，导致市场集中度大幅提高。

　　中美互征关税本质上是一个博弈中的“囚徒困境”问题。在博弈论中，“囚徒困境”描述了两个参与者在缺乏信任和合作机制的情况下，各自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但最终导致双方都处于次优状态。从短期应对来看，对等反击肯定是最优选择。

　　再次当选后，特朗普升级并加大了关税力度。但应该认识到，2018-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中，美联储正处于加息周期，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关税的通胀后果。此外，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也促进了中国出口市场结构的调整，美国市场占中国出口份额的比例从2017年的19%下降到2024年年底的14.7%，中国出口对美国关税的韧性有所提高。因此，必须坚决的反击以确保美国认识到贸易战带来的经济后果。中国政府在美国宣布对等关税后的48小时内迅速做出对等反击。此外，应该抓住美国经济短期承压的窗口，采取多元化政策，加大美国经济衰退或“滞胀”的风险，促使美国政府意识到关税对其国内经济的代价。建议：

　　第一、适时延缓人民币贬值，激化美国内部通胀压力。如上所述，人民币贬值尽管会释放部分出口企业面临的压力，但进口压力也将增加。尽管进口比重仍小于出口比重，但进口价格将传导至工业生产等各个领域，产生扩散效应。因此，从国内整体看，人民币贬值的作用不显著，且人民币大幅贬值不但可能引起市场恐慌，引发国内金融风险，还会同时起到缓解美国通胀压力的作用（溢出效应）。因此，建议短期内暂缓人民币贬值，使人民币呈现出短期坚挺长期趋弱的走势。为了应对出口企业压力并避免汇率的外溢效应，建议直接对出口部门进行补贴或税收优惠政策，增加美国在贸易战中的通胀成本。

　　第二，对出口部门进行补贴或税收激励，对重点企业提供精准金融支持。当前正处于中美博弈的关键窗口期，巨大的关税和政策波动将对外贸企业财务状况产生严重冲击。建议：密切跟踪重点涉美出口行业企业，加大对相关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和补贴，简化退税审批流程，确保企业及时获得现金流支持，避免出口企业和出口产能在短期剧烈冲击下遭受长期不可逆性损伤。尽快建立一定规模的贸易应急再贷款机制，试点关税保险产品等，为中美长期博弈储备政策工具。

　　第三、适时抛售美债，引发美债崩溃，价格下跌，美元贬值以及市场利率上涨等。这些不仅直接推高美国偿债压力，也可能引起其经济陷入衰退，使关税冲击由短痛变为长期滞胀。而滞胀风险将导致美联储货币政策陷入两难：降息可能加剧通胀，加息则进一步抑制经济。

　　从长期战略角度看，中国应该主动跳出“囚徒困境”，通过继续推动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化解外部风险。中国加入WTO以来的外贸成长历程经历了多次的内、外部负向冲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面临内部人口红利放缓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还受到双反和各种贸易保护措施的外部冲击。然而，中国始终通过促进制度性创新和深化改革开放，带动外贸不断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外贸竞争优势。具体而言，中国可以：

　　（1）深化改革开放。通过扩大市场准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扩大服务业开放，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法律法规，提高政府服务效率等方式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从而吸引外资并巩固产业链。

　　（2）加大对“一带一路”市场的开发，尤其加强内陆省份（山西、河南、四川、福建）的贸易多元化布局，降低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例如，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降低区域内关税壁垒，推动内陆省份拓展东南亚市场。同时，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劳动力丰富、区位交通便利的地区转移，减轻产业外迁的冲击；加快完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基础设施，提升产业集聚区公共服务效能，推动就业机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扩散。

　　（3）把握中欧经贸战略机遇，深化中欧贸易往来。在中美经贸脱钩和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欧盟是一个重要的发达国家市场，中国和欧盟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是双方合作的市场基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欧盟加征20%对等关税的做法可能会导致欧盟的外贸政策调整，中国应该以此为契机推动中欧贸易加深合作。

　　（4）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提升国际规则话语权。美国不断破坏多变贸易规则，而中国应该致力于重建多变贸易体系和多变贸易规则，促进多边贸易合作，在开放中求发展，以开放克服影响外贸的阻力因素。安博体育下载

　　（5）增加财政与金融支持。对受关税冲击较大的重点行业（家具、玩具等）重点企业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稳定生产。通过低息贷款、出口信贷等金融手。